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海峰谈“科举学”与考试文化

问：对于古代科举的研究，您在1992年首先提出了“科举学”这一概念，其内涵是什么？您为什么会在当时提出这一概念？

答：“科举学”是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三大显学之一，是以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学，其性质类似于《红楼梦》学﹑敦煌学﹑甲骨学﹑诸子学﹑文选学等。但科举学也有不同于这些专学的独特性，它不是一时一地一物的学问，而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其研究的空间和内容非常广博，与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人物、大部分典籍相关。它不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局部、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一门学问，其广博性甚至超过后来的书院学。

提出“科举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科举，使其综合化、理论化，并为当代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实际上中国大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少关注科举的研究，科举研究的成果寥寥可数，而港台和海外的科举研究成果却层出不穷。为了避免出现“科举产生于中国，科举学却不在中国”的尴尬现象，1992年，我提出了“科举学”的构想，把对于科举的多学科方面的研究整合起来，用一个整体的观点打通各个学科之间的边界，用宏阔的视野来看待科举研究，使科举研究出现新气象，以一种新的高度将古今中外的科举研究与文史政教多学科的综合融为一体，成为一门专学。值得高兴的是，现在中国的科举研究远比海外的科举研究要兴盛。

问：您觉得研究“科举学”对今天的高考制度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

答：在一定意义上，科举犹如古代的高考，高考犹如现代的科举。两者虽然考试的功能不大一样，但都是一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制度，而且出现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也有很多类似之处，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因此，研究“科举学”对今天的高考制度改革有很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在人情关系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为了能够客观地选拔人才，历史上从隋唐至明清都是实行统一的科举考试。科举制的长期实施，形成了注重统一考试的传统。而且，科举时代在考试实践中形成了在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观念，这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一个难能可贵的闪光要素，也是传统文化中值得我们继承的一个方面。统一高考正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公平竞争观念，在选拔人才时从制度上防止人情关系、裙带关系的大量出现，防止走后门的现象随意发生。因此，无论今天高考制度怎么改革，我认为至少统一高考的形式应该坚持。如果改掉统一高考的形式而由高校单独组织自主招生考试，就会挑战公平竞争的传统，使金钱和权力轻而易举进入高考招生环节，加剧社会的不公。以前研究生入学专业课实行单考。每到考试季节，不少考生往命题教师家跑动“讨教”，希望能指点“复习范围”，评卷环节也常有人情关系的介入，结果个别水平很一般的考生专业科目却可获得高分。还有一些高校大量招收的应用类及学位课程班研究生，往往是交足了高额的学费就收。如果高考改革也允许本专科院校招生时实行各校单考，只要是竞争激烈的高校，实行之后其托关系、走后门的情况可能不亚于上述研究生单独招考的严重程度。

总而言之，高考的首要功能是用统一的尺度去客观公正地区分选拔人才。任何考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当各种考试选拔方法都不可避免带有消极一面时，我们只能取其较好者不断加以改进。我想，现代高考制度改革应该遵循这样的思路，尽可能的去考虑改进考试内容、命题形式、科目组合等，而不应轻言放弃统一高考的形式。

问：古代科举及教育重人文而轻自然，而现在高考的录取比例却是理科远高于文科，今年湖南理科的一本线比文科的三本线只高了5分。您是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答：这个问题不是高考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需求的人才结构问题。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理工科人才与人文学科的人才的社会需求比例大概是65％:35％，最多的时候理工科人才的社会需求率甚至达到70％。所以，无论高考怎么改，高校每年投放的招生计划和指标会根据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量大体确定一个比较稳定的比例，将来即使新高考打破文理分科，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理工科的专业覆盖率还是会远远高于人文学科。现在理科因为投放的计划指标多、录取率远高于文科，相应的录取分数当然会低于文科。所以这个问题主要还是社会对不同人才类型的需求以及高校招生计划和指标投放的比例不同而造成的。毕竟高考是为高校选拔需要的人才，以后打破文理分科后的新高考在理工科专业与人文学科专业上招生的数量和投放的指标基本上还是会维持在65％:35％的比例。